2017-01-10

丰臣秀吉死后的政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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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丰臣秀吉之明，在其死前和死后，不可能不限制以德川家康为首的各大名。但秀吉并不是神，也会有想不到之事，更无法预料和应对死后多变而复杂的时局。秀吉在世时所创制的以自己为顶点的武家官位体制，试图将所有大名束缚在自己制定的政权框架之内。而且在秀吉弥留之际及死后，建立起的所谓的“五大老·五奉行体制”（姑且不讨论对大老之称谓），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按照以往的通说，五大老是秀吉死后丰臣政权的最高决策机关，五奉行则是执行五大老的政令的实务性机构，双方一起支撑着秀赖成人前的丰臣政权。绝大部分爱好者的脑海里或许也是这种印象。根据学者胁(xié)田修的指摘，造成五大老是国政决策机关印象的两点关键要素，一是朝鲜撤兵的的命令由五大老连署，而更为关键的第二点是武家、寺社领的知行宛(wǎn)行权在五大老手中。关于第一点，学者曾根勇二指出，除了五大老外，五奉行也有署名（曾根勇二论文《朝鲜出兵的撤兵指令》），因此并非五大老之专权。关于关键的第二点，五大老确实连署（或者某几位大老连署甚至家康单独署名）了不少知行宛行状，这些知行宛行主要分为知行增加、遗领安堵、当知行安堵及转封几种。从学者堀越祐一梳理出的庆长三年（1598）十二月至庆长五年五月大老署名下发的62份知行宛行状中，仅有四份是知行的增加，此前小早川秀秋曾一度减封越前，秀吉死后的庆长四年（1599）二月五日，重新转封筑前、筑后，而其越前旧领由同为秀吉亲戚出身的青木重吉继承，知行由八万增至二十万石。但此二人的知行加增有特殊性，一是二人均为秀吉亲缘，二是在宛行状中明确提到了加增知行乃是太阁之旨（《毛利家文书》），即丰臣秀吉生前既定计划的践行，这明显也是为了强化一门的势力。一个月前的正月九日，加增萨摩的岛津忠恒知行五万石，以奖励其在朝鲜泗川之战的军功（《岛津家文书》），至于同年十月一日加封堀尾吉晴五万石，是作为其普请越前府中城的普请费用（《古文书集》），可见大老连署的知行加增事项，除了实现秀吉生前遗命的小早川秀秋和青木重吉外，所占的比例极其微小。至于子继父的遗领安堵、当知行再次安堵以及转封则只是对于差不多同等知行的再确认罢了。因此从上述比例可见，五大老虽然具有知行宛行权，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知行新增例子极其有限。

在庆长五年（1600）二月一日，德川家康曾独断下发宛行状将森忠政由美浓七万石加增至信浓十三万七千石；同日免除田丸直昌五千石的军役；二月七日，加增细川忠兴丰后飞地六万石。家康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巧是在前田利家死后，其他三位大老在本国的空档。待同年四月毛利辉元和宇喜多秀家回来后，又再也没有哪个大名新增知行了。而且从上述诸多宛行状来看，都有“被宛行之”，可见知行授予的实施主体并非五大老，而五大老只是名义上代为执行，其授予主体自然是作为权力顶点的丰臣秀赖。

不仅如此，在丰臣秀吉死前十三天，即庆长三年（1598）八月五日五大老与五奉行互换的起请文（《竹中氏杂留书》）中互相保证遵守法度、不结党，其中关于知行的要求也是，在丰臣秀赖成人前，凡知行之事首先要详细调查，再由家康及其他大老外加五奉行会商，最后遵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施行。众所周知，五奉行中只有浅野长政向家康稍微靠拢，石田三成则是强烈的反家康派，因此绝大部分场合下，五奉行方面在数量上占优，再加上其他大老也不一定希望看到家康一人做大或者卖好，所以家康虽然被放在五大老之首的这一极其尊崇的位置，但实际知行加增这种最重要权限依然会受到其他大老和奉行的掣肘。可见秀吉的此番布置还是很巧妙的，以五大老的威信来维持丰臣政权之权威，但又通过五奉行来限制五大老的势力膨胀。

如同使用官位来定制序列，禁止大名私自通婚一样，五大老五奉行体制也是一个丰臣秀吉制衡诸大名的办法。众所周知，丰臣家的藏入地约为220万石，这也是丰臣家的实力远超其他大名的所在（家康那250万是含了大量家臣领）。如果以丰臣家的名义肆意进行加增，必定会使得丰臣家的藏入地减少，弱化丰臣家实力。也正是因为如此，德川家康的心思和目标就是要进行加增，同时以丰臣家藏入地为代价卖自己的人情，可谓一举两得。五奉行的存在正是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这也正是为什么开头说到的知行实际加增的例子极少（例如前面加增岛津忠恒的文书中直接说的就是以在萨州的藏入地为其知行，造成了丰臣家藏入地有五万石的减少）。

之所以五大老作为一个重要的存在，侵朝的失败，秀吉的死亡，使得诸大名通过外侵占有知行地的梦想化为泡影，但诸大名在朝鲜付出的代价必然要进行填补，否则会出乱子，五大老则正是要压制和调解这些大名的此种想法。话虽如此，但日本国内却没有能够消化侵朝诸大名军功和支出的知行了，如果使用丰臣家的藏入地増封这些大名，将会对丰臣家的经济基础及本身的实力造成极大打击，所以这个尖锐矛盾正好被德川家康所利用。比如之前趁其他大老不在，家康对森忠政等人的知行加增使得丰臣家一下失去十几万石的藏入地。而且秀吉预料不到的是在自己死后，前田利家的死亡和前田利长的屈从；石田三成因七将袭击事件而失势；上杉景胜被德川家康冠以公仪之名而讨伐。原有的微妙平衡被打破，抱有危机感的毛利辉元和宇喜多秀家恐怕心里也会觉得下一个就是自己，而增田长盛、前田玄以和长束正家试图奋起一搏恢复原有的制衡大老的情形。因此两大老和三奉行最后联合起来，这也是他们最后扳倒家康的机会，关原合战正是这种情况下的总清算。

关原合战获胜后，德川家康得以用丰臣家之名义大肆加封在关原合战中加入己方的将领，终使丰臣家沦为一介65万石的大名水平（虽然丰臣家的公仪还在，但作为公仪支柱因素之一的藏入地却被大幅削减了），达到了之前的目的。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姑且不论通过官位体系制定条条框框，还是本身通过速推纳降和所谓谱代不给力导致丰臣政权脆弱云云，实际上是五大老五奉行体制的平衡被打破，无法消化侵朝归来后诸大名的不满，以及最重要的藏入地控制权被德川家康逐渐攫取，在此诸多不利的情势下，丰臣家的灭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可见，秀吉死前安排的制衡诸大名的办法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实施，只不过预料不到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补：其实不能说丰臣秀吉的手段没做到位或者说用人不明，相反的秀吉通过官位体制、五大老五奉行体制、秀赖的师傅前田利家及政权代理人德川家康的安排、下发遗言状和互换起请文等等手段试图使自己死后的政权相对稳定。但一旦以自己为顶点的掌权者，也就是秀吉自己死亡后，生前再怎么厉害也无法意料以后之事。所以在丰臣秀吉死后至关原合战的两年间，不仅局势过于混乱，而且德川家康的手段确实高。家康首先违反秀吉遗言中关于禁止大名私婚的指令；在秀吉死后的两个月就开始亲自前往各大名官邸去拜访，如当年十月十四日拜访池田辉政、二十四日京极高次、十一月二十三日织田信包、二十五日增田长盛、二十六日长宗我部元亲、十二月三日新庄直赖、五日岛津义久、九日细川幽斋、十七日有马则赖。试问公司总经理到你家拜访，你心里再烦他，是不是也要给几分面子，但没准就被对方说服动了呢？之后又违反秀吉之命，将本由自己和奉行众共同执掌的伏见城中的奉行众赶跑（《和歌山县史》所收《杂贺家文书》），独占了这座“天下的政厅”。轰走了石田三成，压服了前田利长、征讨上杉景胜、宇喜多秀家因家中骚动自毁长城，毛利辉元亲自向家康奉上待如父兄的起请文。如此情况下，谁还拦得住此时已经魔化的德川家康，这种情况下作为最终的总决算的关原合战，西军方要是能赢也真是逆天了。